中国制造的时间定位与空间格局

　　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别制造像中国制造一般，面临着爱恨交加、充满矛盾的不确定尴尬现实：在国内，消费者对中国制造一度怀有集体心理恐慌，各种代购、海外淘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而对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韩国等发达国家的产品则推崇备至，以拥有这些国家制造的产品视为一种荣耀和信仰，国人对中国制造的心态可以用鲁迅的一句话来恰当描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国际消费市场，中国制造无处不在又屡屡遭遇各种抵制，饱受争议却始终发展壮大，各国消费者视其为洪水猛兽又趋之若鹜，大肆谩骂又甘之如饴。如何正确认识理解中国制造国内国外所遭遇的诸种怪现状，中国制造又应该何去何从、走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这一问题既是亟待廓清的重大思想意识问题，更是一项需要长期探索的伟大实践，对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实现具有特殊意义。

　　一、工业和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基础

　　传统社会以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为标志，而现代社会则是以技术革命、工业化为发展基本动力。迄今为止，学界普遍认同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即以蒸汽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工业形式的变迁，工业的发展则推进了人类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我国发展经济学权威学者谭崇台认为，现代化是指社会总体的转变，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现代观念的接受、人们态度的转变和制度的变革等方面。换言之，各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引起经济领域内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迅速更新，进而引发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相应变化，这一持续不断的变迁过程是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现代化物质形态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工业化，这是后发国家在经济大建设和大发展时特别注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在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中，该思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工业化进程仍在不断加快发展。

　　现代经济以批量生产、交换来满足需求并维持乃至扩大再生产为主要运行方式，在这一经济活动中金融处于核心地位，工业则发挥基础作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是世界最早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奠定了这些国家世界强国的地位。工业化的标志是工业生产总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渐提升并占据主导地位，农业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因此，一个国家工业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决定了该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该国的国际地位。而在工业生产中制造业则占据重要位置，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区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制造业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1960年美国制造业公司的利润额占所有公司利润总额的47%，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整个就业市场的31%，68%的财富来源于制造业。目前，制造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3%，占德国的27%，占日本的25%。尽管美国制造业所占比重有逐渐下滑的趋势，但制造业的经济总量一直在提升。正是因为工业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在全球化产业大转移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地区始终对本国工业的空心化怀有忧虑，一再重申工业的重要性，如美国近些年所提出的“再工业化”，鼓励在外投资的本国企业回迁。马英九执政台湾后，积极推动台商回台投资本土制造业。东盟、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吸引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制造业。发达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持续发力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制造业的竞争，对中国处于关键发展历史时期的制造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威胁，挤压了既有的生存空间，中国制造的前景充满了众多不可预测的挑战。

　　二、中国制造的三种时间

　　要对客观事物进行全面的认识理解就要放置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把握，恩格斯说：“一切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都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时间表示事物先后顺序和持续运动的过程，它具有一维性和不可逆性，但有多面性，可以从不同的时间层面来观察客观事物。从认识论上对中国制造的现状进行理解，则应从不同的时间层面进行剖析。

　　第一，中国制造的历史时间。制造业是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各产业相互衔接，需要各生产部门相互配合，需要技术人员和生产员工的不断积累、丰富和完善。成熟和发达的制造业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生产实践探索才会形成规模和气候。德国制造最初是耻辱的标志，1887年8月英国议会修改《商标法》，规定英国本土或者殖民地市场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必须标注“德国制造”，以此将劣质的德国产品与优质的英国产品区分开来。德国人开始深刻自我反省，提出“用质量去竞争”，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赶超英国制造。古代中国的商周钟鼎、秦砖汉瓦、唐茶宋瓷、明清丝绸无一不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中国制造曾在17-18世纪的欧洲社会掀起一股“中国热”浪潮，经过千百年的生产积累才在这一特定时期大放异彩。中国大力发展工业和制造业始自20世纪80年代，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已经高度成熟，开始将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端制造业仍旧留在本国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产业转移给制造业基础薄弱的中国发展带来契机的同时，又导致中国所承接的多为低端制造业。从一开始，中国制造便埋下了先天不足的弱势基因，这是导致中国制造“价廉质次”刻板印象的重要原因。其次，成熟的国别制造往往会同一国的文化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德国产品的严谨、法国产品的优雅等，这需要长时间的探索与文化滋养才会形成。因此，在讨论中国制造时，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阶段予以苛求，应从现有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定位。

　　第二，中国制造的治理时间。国别制造品质的高低，不仅需要历史时间的沉淀，更需要微观管理特别是宏观治理。首先，国别制造水平高低与质量管理密不可分。现代质量管理经历了质量检验、统计质量控制、全面质量管理等三大发展阶段的嬗变，这是质量管理范式不断更新的历程，美国制造业的地位与质量管理的三个历史阶段息息相关，日本制造受益于起源于美国并在日本发扬光大的全面质量管理，人类对质量管理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促进了国别制造的崛起。其次，国别制造不仅需要对产品的微观质量管理，更需要从宏观层面上进行质量治理。众所周知，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经历了一场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向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历史变迁，垄断导致美国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等诸多问题，该时期美国制造同样千疮百孔，特别是在食品药品领域尤为严重，掺杂使假极为普遍，出现了以揭露美国制造业假冒伪劣猖獗显示的小说《屠场》，这极大危害美国人民的公众健康利益。然而，扒粪运动兴起，在美国政界、法律、新闻媒体、普通消费者等各界一道努力下，美国制造经过长时间努力，摆脱了一场空前危机，将“黑暗时代”的乾坤扭转为“进步时代”。可见，国别制造的宏观治理需要长时间的投入，绝非一蹴而就。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强化对产品的监管和治理力度，各方亦积极参与，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有大幅提升。根据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3年对全国消费者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质量安全满意度指数在各指标中名列第一，我国对制造业的治理初步取得成效。

　　第三，中国制造的意识时间。国别制造的水平高低不仅取决于历史文化及治理水平的发展程度，还取决于一国人民的认识程度和自我意识的高低。国别制造意识高的国家，总是尽可能地提高本国的生产水平，处处自觉自愿地维护该国制造的声誉，如德国政府和欧盟虽对“德国制造”采取的规制方法属于自愿性的标识管理，但德国人始终以德国制造为傲，并极其注重德国制造的品质。但是，国别制造的自觉意识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培育才可养成。温州地区是中国制造业意识时间的典型代表，1987年8月8日，在杭州的武林广场，五千多双劣质温州皮鞋被付之一炬。一时间，温州鞋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全国引发了“火烧温州鞋”连锁反应，人人都拒绝购买。在饱受丧失诚信的痛苦之后，温州人从思想意识上认识到产品品质的重要性，痛定思痛，开始实行质量立市，推进名牌战略，改变假货成风的社会风气。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温州出现了一大批注重质量和信用的鞋企。1999年12月15日，还是在武林广场，温州企业家们亲手焚毁了两千多双假冒温州名牌的劣质皮鞋，以“一把火”的方式为温州皮鞋正名。武林广场上所烧的两把火，是中国制造业从思想认识上进行自我改造的真实见证。

　　三、中国制造的五维空间

　　中国制造的空间主要是指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问题，亦即中国制造通过怎样的发展道路实现成功突围。近些年，在中国劳动力来源短缺与成本迅速上升、资源和能源渐趋紧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以及中国制造业贸易摩擦不断等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关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党和国家的重大会议中一再被提及。转型升级问题首要回答的问题是转什么型、升什么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习近平主席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曾明确提出实现三个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首届质量大会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呼应，提出要将中国制造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从“数量时代”推向“质量时代”。两位领导人的论断对中国制造赋予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制造的空间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这一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全球影响力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中国制造的政策空间。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英国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下，在全世界倾销本国工业产品，一度成为“日不落帝国”。企业是发展制造业的主体，因此各国对制造业的扶持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的支持不遗余力，推出各种鼓励发展的政策。实体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制造业在实体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以制造业而闻名全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仍然一支独秀。故美国等国家提出“再工业化”的国家发展战略，大力扶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该政策实施效果显著，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2012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6家受访企业中共有37%的企业计划或正在考虑将制造业务迁回美国本土。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同样需要国家提升政策扶持空间，通过改革释放企业发展的红利。十八大以来，国家推出了多项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改革，如取消出口商品的法检费用、改革工商登记管理制度等。2014年11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削减前置审批、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部署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助力创新创业，这是中国政府释放助力“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又一积极政策信号。

　　第二，中国制造的创新空间。创新是人类以思想意识实现对客观自然否定性的超越与发展，是人类特有的劳动价值创造。中国创新的传统历史悠久，商汤《盘铭》便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九字箴言，在十八大报告里“创新”是高频词之一，出现40次。因此，创新与创造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制造业领域，目前国内外学界更多关注的是技术创新，将技术创新作为创新的核心和关键。其实，制造业的创新是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不同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导入生产体系的持续性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性的，还可以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业链组织模式，甚至是新市场的开拓等。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其所推出的一系列硬件产品、系统软件及应用商店等并非重大科技创新，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深刻把握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在商业模式和供应链组织等方面实现了集成式创新。提升中国制造业创新空间的关键在于提供良好的制度供给，创造支持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市场氛围和社会环境，促进普通民众创意、创新、创造的活力和激情在制造业领域得到尽情发挥，实现人力资本产出的最优化。

　　第三，中国制造的质量空间。从数量上看，中国制造业产值在2010年就已经超过美国，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19.8%，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220余种工业产品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1999—2013年间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累计上升7.19，从欠竞争力发展阶段进入具备初等质量竞争力发展阶段。但质量问题至今仍是中国制造业所遭遇的瓶颈问题和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这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软肋。欧盟2005年曾经宣称，在欧盟内部流通的假冒商品中有70%来自中国。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引起质量安全的负面报道屡屡见诸报端，各种抵制声音彼此起伏。日本通过强化肯定性列表制度、欧盟通过修改RoHS指令等技术贸易壁垒方式，强化中国制造产品的审核与认证，提高对中国制造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这是阻碍中国制造出海的严峻挑战。在国内市场，经历过三聚氰胺等质量安全事件之后，民众对中国制造缺乏普遍的信任和认同，热衷于通过各种多元化的途径购买国外制造的产品特别是高品质的奢侈品，这对提振国内消费市场是极其不利的影响要素。百年大计，质量为本，质量是中国制造最需要夯实的根基所在，质量空间的提升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形象的改善至关重要。

　　第四，中国制造的品牌空间。品牌是国别制造的最终体现，强势的国别制造体现为众多强势的国际品牌。品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可以带来充足的溢价空间，品牌影响力决定市场的占有率。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缺乏足够话语权的关键在于品牌的弱势地位，据世界品牌实验室2013年统计，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占据了232席，法国有47席，中国仅有23席，且基本为大型的国有企业。德国全球品牌数量看似不多，但实际上有数千家“隐形冠军”企业，它们的市场份额在其所在行业处于全球排名前三位或大洲排名第一的位置，有着独特的竞争策略，在某一个细分的市场长期专注耕耘，利润回报相当丰厚。品牌的缺失导致中国制造处于价值链创造的最低端，多为贴牌生产加工和转口贸易，各种资源要素投入量大产出和利润却有限。2013年，我国汽车产销超过2000万辆，超越欧盟成为全球汽车业第一大市场，但由于对自主品牌建设重视不够，合资的国外品牌占据90%以上的国内市场。当然，拓展中国制造的品牌空间，并不是指中国所有企业都应去自己创造品牌或者生产标准，而是指有条件的企业应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在某些行业领域实现品牌的突围，博取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第五，中国制造的文化空间。制造业从表面上看是物质的生产和创造，从根本上看是文化的传播和再复制。产品在物质属性基础上凝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设计理念、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美国的汽车会让人体验到经典耐用的文化理念，日本的汽车会让人体验到经济实用的文化理念，德国汽车会让人体验到尊贵奢华的文化理念，美国的快餐产品向世界传递了美国消费文化和独特的生产方式。文化赋予了一个国家产品独特的魅力，英国产品的典雅、瑞士产品的精密为其赢得了一大波粉丝，日本产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为其在全球范围内博取了一批拥趸和信徒。制造业生产的最高境界便是文化的生产，中国制造业要想真正实现突围，应在产品文化品位上下足功夫，将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和现代理念融入产品之中，打造真正属于中国制造的独特文化品格，成为中国制造的形象标识。

　　四、中国制造的自信与自觉

　　国别制造核心价值在于一国国民对自身制造能力和素养的坚定信念，对其自身制造水平的自我肯定，韩国等国家深刻的国货情节为本国制造业腾飞提供了稳定的市场支持。中国制造目前所面临困境根本上在于自信心的逐渐沦丧，部分中国消费者言必称国外制造，想尽一切渠道和途径购买，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没有建立最基本的信任。从更为宏观层面讲，这种不自信来源于文化的不自信，认为中国文化与现代制造业不兼容，不相信中国人能够生产世界一流的产品。而事实却是，根据德.勤.全.球.制.造.业.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的《.2.0.1.3.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全球排名第一，在未来一段时期仍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各地的影响无处不在，国外消费者离开中国制造更像是一种冒险，没有中国货，则生活一团糟（萨拉·邦焦尔尼《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伦敦奥运会、巴西世界杯等这样的世界体育大赛中，中国制造更是如影相随、抢人眼球。中国企业及其品牌在国际市场已经出海并攻城略地，海尔、联想、华为、阿里巴巴等民族企业已经逐渐成长为世界型企业，家电、高铁、核电等行业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毫不逊色，甚至会拔得头筹。

　　中国制造所面临的转型升级的特殊历史阶段，造成了民众认知与客观事实之间的二歧性。中国制造时空的转换方可消弭两者之间的距离，这需要全民族上下共同努力，以自觉的行动力量，促进本国制造的自立自强。中国制造的自觉需要企业承担应有责任和使命，通过管理、技术、营销等手段提升制造业的竞争水平；中国制造的自觉需要政府的宏观引导，通过税收、金融、采购等方面的改革，释放本国制造业发展的长久活力；中国制造的自觉更需要全国民众的宽容理解、付诸行动，通过生产制造、购买消费等每一个具体环节的支持和思想意识的认同，建立庞大而稳固的消费市场和人力资源基础。唯有如此，中国制造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傲然独立，不断拓宽发展空间，在世界制造业舞台上光环照耀，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文化软实力，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